本报记者 陈耀辉 潘锐 粘青
开栏语：
流年可以带走青春，但总有一段经历镌刻着岁月的峥嵘；时光可以改变容颜，但总有一种讲述能唤醒尘封的记忆。
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，带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。回顾历史进程，追忆时代脉动，从今天起，本报推出大型策划栏目《“亲历者”说——追忆改革开放40年》，讲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吉林故事，再现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轨迹，让历史照进现实，让梦想引领未来。
口述史主人公：周春莲，吉林省春莲园艺工程有限公司“掌门人”，同时还兼任四五家企业的董事长。1979年以前，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，是党的一纸富民政策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……
我出生于1948年，山东安丘人。20岁那年，家里困难，我和弟弟闯关东来到了东北，先落脚到长春，后来去过哈尔滨，1978年又搬回长春。转年春天，我去大队包地，在队部看见一张报纸，上面登着允许农民搞庭院经济的消息。这个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，这是我印象中党的第一个富民政策，我头一回看见了致富的曙光。
那时候，农民虽说平常家里的吃喝基本不花钱，但是买油盐酱醋，供孩子上学都得用钱。所以，那个允许搞庭院经济的政策，我认真看了好几遍，高兴坏了。为啥？我们山东老家就是园艺世家，果园子、菜园子，什么菜都有，什么果都有，自己吃不了就拿出去卖，比种庄稼挣钱。栽果树、伺候菜园子我都会，这下可以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大展宏图了，原来花呀草的，都是不许种、不许养的。我和队上包了4垧半地种稻子，还包了半垧校田地栽果树，自家小院我莳弄起了柿子、辣椒、天麻，还养猪、养鸡、养鸭，养殖业种植业一起上。我还开了个服装店，日子开始有奔头了！
1980年，我认识了省科协的李荣和老师，当时他正和辽宁农业大学的闫大义教授一起研究葡萄品种。在他俩的指导下，我开始在院子里种植葡萄。葡萄金贵，我伺候得也精心。冬天我上街捡牛皮纸做的水泥袋子，给葡萄枝盖了一层又一层，上面再加一层塑料防寒。所以别人家的葡萄枝得4月末出土，我家的4月初就出土，到“五一”的时候，葡萄的叶子有巴掌那么大了。等到葡萄收获的时候一上秤，一棵秧能结十五六斤果，三粒葡萄就有一两重。两位专家看了说，在日本也没看见我这么好的葡萄。那时候我家的小院里，最底下种茄子辣椒；半米高的地方我搭上架子，种天麻；1米高的地方搭架子，养苍蝇、卖蝇蛆；最顶上是葡萄。一共四层，充分利用空间，搞立体生产。这一年，我还买了奶牛，成立了园艺场。从那时开始，每年我在吉林省和辽宁省能卖果树苗和葡萄秧20多万株，1块5一株，你算算那是多少钱？挣钱了，我在心里边偷着乐呀，想着，就这么干，这个家还能穷了吗？
到了1982年，我把之前三个弟弟帮我盖房子拿的5000多块钱都还上了。我把家里的房子抵押给银行，贷了2万块，又东拼西凑借了2万块，一共4万块钱，盖起了温室，建了苗圃。
80年代初，我在报纸上看到，说长春市要拿出120万元搞城市绿化。当时我就觉得，120万得多大一堆钱哪，长这么大，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啊！那时候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才23块。我就想，我要是在这里面能挣来1万块，也好呀！
我觉得绿化这个事可以做。打听了一圈儿，得知在沈阳有个苗圃，生产绿化用的苗木。我就去了沈阳。没有人介绍，怕人家不教我，我就说我家里遭灾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出来打工，给孩子挣钱上学。苗圃里的技术员马大姐挺好，把我留下了。我就成了苗圃的临时工，天天跟着马大姐身后偷偷地学习松柏扦插技术。那时候，住个旅馆要1块5一宿，公交车费要2毛，吃个馒头还得5毛钱，为了省下路费和住宿的钱，我就住在苗圃围墙外面的一个水泥管子里，一住就是8天。夜间怕有野狗和狼，根本不敢躺下，就拄着棍子坐着睡。到了第8天，我不忍心再骗马大姐，就和她说了实话。马大姐到我住的水泥管子外边一看，眼泪都下来了，二话没说，主动把技术教给我，还卖给我树苗。回到家，我用40多天的时间，养活了当时吉林省还没有的绿化苗木。到了1992年，长春举办第一届电影节的时候，用的花木基本都是从我这出去的。
我的苗圃建起来后，长春市朝阳区政府曾组织吉林农业大学的皇甫纯、刘洪章两位老师给农民讲果树栽培的课，我去听了，感觉老师讲得太好了。回家后我就琢磨，能不能请他们来看看我种的葡萄？我跑到学校找他们，还真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了。两位老师看见我种的葡萄，很惊讶，问我给葡萄喂了啥？我就介绍，有牛奶、有死鸡、有猪血和猪粪啥的。他俩瞅瞅我，说“你比我们搞的都好，吉林省有能人呐！”
虽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，可毕竟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我有实际经验不假，但理论知识不够。这次和农大老师的见面让我动了上学深造的心思。我就和皇甫纯老师说，我要考大学。当时我已经40岁了，早过了报考的年龄。农大的老师特别热心，帮我出主意，我又三番五次跑乡里，争取报考政策，终于报上了名。当时我弟弟正上大学呢，他回家就教我。其他的还好，英语对我来说太难了，我弟弟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，我就一句话一句话地背。最后，全省报名吉林农业大学园艺系的有80多人，我真考上了，被录取了。
1989年，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，可是长得一点都不像大学生，一看就是孩子他妈。当时同班同学都住校，就我天天骑着自行车，早上3点半出门，下午3点半放学回家。每天一个来回100多里路，骑车3个半小时，晚上还得把第二天孩子们的饭准备好。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天天跟上满发条似的。就这样，在农大的3年，我把所有涉及果树、花卉8个专业的知识都学会了。原来我就有实践基础，现在又有了理论知识，更是如虎添翼。
其他人当上“万元户”时，我已经有100多万了。我就寻思，改革开放，共产党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天地，农民不挣钱，是因为不懂技术，不会挣钱。我要是把所有农民都教会了，农民一年能挣10万，不也发透了吗？
那时候还没有合作社，只要是农民肯干、能干的，我就帮着建苗圃，我出苗，先不用给我钱，等他们卖了苗挣了钱再给我。1990年，我成立了施工队伍，这是咱们省第一家有国家园林施工资质的队伍。1991年，又成立了景观设计公司，也是咱们省第一个有国家资质的。
1990年，我入了党，还到白城地区的贫困县当起了县长助理。看着当地有的农民全家只有一条棉裤，一床被子，我就想，怎么有这么穷的地方呀？我这个人，就见不得别人受穷。白城这片地适合种蓖麻，我就开始研究蓖麻，做杂交蓖麻实验。那几年，我天天扑在白城的地垄沟里。我姑娘心疼我，跑到地里要拽我回家，问我到底为谁活，我就装睡，装着装着，就真睡着了，那时候是真累。
好在最后我们研究的蓖麻种子亩产和出油率都特别好。后来，受国际形势的影响，我们的蓖麻产业受到冲击。但是我想呀，我吃过那么多苦，尝过那么多艰辛，以前那么困难我都挺过来了，现在这点打击又算什么。
2013年，我开始研究有机农业。现在科技发展多快啊，只要把住质量关，加上现在的智能化生产设施，中国的反季节果菜赶上以色列是早晚的事。
搭上改革开放的第一班车，从搞庭院经济开始，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愿望。今年我70岁了，不管多大岁数，干活干活，活着就得干，咱当农民的，撂下耙子就是扫帚。现在我的愿望就是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把我掌握的技术传授给中国农民，让更多的农民富起来，让农业早日实现现代化。
后记：周春莲堪称一个“奇女子”。从一名普通的农妇，到优秀共产党员标兵，第十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全国劳动模范，全国十大农民女状元，全国十大农村科技人才，全国三八红旗手……在看似传奇的背后，是一个半夜赶着毛驴车卖牛奶的勤劳的周春莲，是一个为了偷师学艺住在水泥管子里的好学的周春莲，是一个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的敢闯的周春莲，还是一个碰到困难绝不服输的坚韧的周春莲……
“干活干活，活着就得干。”这是周春莲常念叨的一句话。而改革从顶层设计到收获红利，从来都需要苦干作基、实干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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